对巴黎人来说，咖啡不只是一种饮品，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自从300多年前巴黎第一家咖啡馆普洛克普咖啡馆开张以来，咖啡馆就与巴黎人形影相随，是可以让他们冷静观世的岛屿，一种另类的栖息地。在18世纪，那些天花板及墙壁都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小咖啡馆里，有人组织艺术家协会，有人撰写剧作、编辑期刊或写诗，浓郁的咖啡刺激着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在咖啡馆里的聚会，酝酿了那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风暴。

到19世纪，巴黎的咖啡馆增长到4000余家。当时有名的咖啡馆都聚集在塞纳河左岸，文化名人和社会贤达光顾和聚会过的咖啡馆遍布各个街区。歌剧院区的“英国”咖啡馆、“巴黎”咖啡馆、“杜多尼”咖啡馆和“丽晶”咖啡馆，曾是大仲马、缪塞、巴尔扎克和龚古尔兄弟等人的文艺沙龙；蒙帕纳斯的“丁香”咖啡馆是波德莱尔、米勒、海明威、乔伊斯和毕加索经常光顾的地方，海明威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完了《太阳照样升起》；“选择”咖啡馆里也经常有海明威、毕加索和雅各布的身影；茨威格、布莱希特则常去圣日尔曼大街的“双偶”咖啡馆。这些光辉灿烂的名字常使我们在交错的时空中追寻到流逝岁月的踪迹。

漫步在巴黎街头，我常常随意走进路边的一家咖啡馆，感受巴黎咖啡馆里独有的文化意蕴。然而，我刻意去寻找的，是一家叫“花神”的咖啡馆（Café de Flore）。因为，那里是萨特曾经常去的地方。

“花神”咖啡馆以古罗马女神“Flore”为名，坐落在圣日尔曼大街72号，与同样著名的“双偶”咖啡馆仅有一条小街相隔。这是一座公寓式的老建筑，咖啡馆占据了这幢房子的一二层。旁边一扇黑漆的大门，通向楼上的房间。1920年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就曾住在这家咖啡馆的楼上。那时候，年轻的周恩来每天都从这扇大门走出来，在“花神”咖啡馆的门前经过，甚至也可能走进咖啡馆，在这里会友，演说或写文章。巴黎市政府为”花神“咖啡馆所立的纪念牌上写到:“……政治家如托洛斯基和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做客……”。海明威、拜伦、毕加索等人也都曾是这里的常客。但是，“花神”咖啡馆之所以著名，还是因为萨特。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萨特和波伏瓦就经常双双出入“花神”咖啡馆。萨特曾住在花神咖啡馆附近的邦拿巴街，后来几次搬家，也都离这里不远。萨特和波伏瓦最初更多是在“双偶”咖啡馆里写作与聚会，后来转到“花神”咖啡馆，他们更很喜欢这里的幽静与娴雅。他们把这里直接当作了自己的工作室，每天从家里走出来，坐在咖啡馆临街的窗前思考、交谈、讨论和写作。据说，这家咖啡馆的氛围特别适应萨特那无法收敛的思绪和无法叫停的笔耕。萨特在《70岁自画像》中曾提到，他的《延缓》和《存在与虚无》最后都是在“花神”完成的。那时，许多人把给萨特和波伏瓦的信件直接邮寄到“花神”，每天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服务生首先不是捧上菜单，而是给他们一叠叠邮件。二战开始后，对萨特的征召入伍令也是在“花神”咖啡馆送到他手里的。萨特说，这种咖啡馆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生活的。”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只要提到与萨特相处的时刻，她的心情就回到圣日尔曼大街的咖啡馆里。

以萨特为中心，一群激进的知识分子在这里相激相荡，孕育了后来风靡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花神”咖啡馆也正是在他们的熏陶之下而成为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文学咖啡馆。现在，“花神”咖啡馆的菜单上还印着萨特的语录：“自由之神经由花神之路……”波伏瓦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花神咖啡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毕加索，他正冲着多拉玛尔微笑：可以看到亚奎斯普莱威尔被一圈熟人包绕。每当我跨出黑暗并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一温暖、明亮、稍有褪色，令人愉悦的蓝红色壁纸之间的刹那，会感到一阵激动的战栗”。不过，波伏瓦也曾以玩笑的口吻讥诮“花神”咖啡馆的“精英的聚会”：“那是一家忠实的小型社交场所，每天在那里碰面的不只是波希米亚人，也不只是资产阶级分子，大部分人都多少和电影或戏剧有关，他们每天都写些微不足道、妄自尊大、常让人呵欠连连的句子……对人世间各种不平的抱怨好像永无止尽。”

然而，无论如何，正是因为萨特和波伏瓦，才使“花神”咖啡馆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萨特去世后，有许多人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缅怀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花神”已经成为巴黎的一处观光胜地。

我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来到“花神”咖啡馆的。我原打算到楼上，坐在当年萨特喝咖啡的座位上，去感受一点萨特的意味，回想一些当年读萨特著作的感受和心情，回想一些在我思想成长的路途中曾经有过的那么一些影响和思考。可是，人满为患的“花神”已经不是一个适合思考的地方，房间里弥漫着油腻的嘈杂声和奶油味道。我只好在咖啡馆的外面的座位上临街而坐，要了一杯价钱比其它咖啡馆高出两三倍的咖啡，思绪再也回不到存在主义那深奥的话题，心中不禁涌现出一丝凉意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