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 -1101）号东坡·宋代著名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谥号“文忠”·在谪居黄州和主政杭州期间，以秘方“圣散子”救助灾民，在杭州建立“安乐坊”，为我国最早的医院。

一

元丰二年（1079），苏轼43岁，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云云。不料，苏轼因“乌台诗案”被人上章弹劾，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轼来到黄州，也就有了他第一次抗击瘟疫的活动。

元丰五年（1082）重阳，四川眉州眉山人巢谷来投东坡。尽管此时的东坡已经十分穷困，仍然热情地收留了这位落难中的家乡人，安排他在雪堂住下，还聘他教苏迨、苏过读书。东坡与巢谷常在灯下夜坐，闲聊些眉山老家的往事。有一次东坡忽然想起十多年没有吃过家乡的元修菜（巢菜）了，便托巢谷返川后，给他寄些种子来。后来巢谷果然给他寄来了元修菜的种子，东坡为此还写下一首诗《元修菜》来记录此事。

一年后，巢谷离黄返川。临行前将多年秘藏的连儿子都不传的“圣散子”药方传予苏轼，要求苏轼指江水为誓，绝不传人。

第二年开春，黄州瘟疫流行。苏轼顾不上与巢谷的誓约，毅然将此方授予蕲水名医庞安常。庞医生以“圣散子”治瘟疫，有奇效，“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庞安常逝世后，当地百姓十分怀念这位济世救人、妙手回春的神医，特地在药王庙里塑了庞安常与苏轼相向而坐，问医论药的彩色泥塑雕像，以供四时祭拜与瞻仰。

后来庞安常著《伤寒总病论》，将此方收入书中，苏轼为之作序：

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病愈）。……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元丰三年至七年，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他的弟弟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同样遭遇了一场大疫。苏轼也将圣散子方授予了苏辙。苏辙采取的方法也是多制圣散子和糜粥，遍谒病家予之，所活无数。

二

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杭州知府，这一年他已经54岁了。苏轼对杭州并不陌生，之前，在36岁时，他曾到杭州任通判两年。他觉得杭州是他前世就来过的梦中之地，因此写下“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的诗句。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一生为西湖留下了众多诗篇。 

当时杭州有人口37万多，是江南一大都市。苏轼刚一上任，就碰到疫病大流行。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一时间，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病吟声，尸横荒郊。

苏轼一边积极上奏朝庭汇报疫情，诏免本路上供的米的三分之一，稳定了米的价格。得了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上百，换成米来救助饥民。在北宋，度牒也是一种稀缺物资。僧人的档案资料一般由祠部来管理，度牒也由他们来发放。僧人出家必须持有度牒作为凭据，否则视为非法。更重要的是持有度牒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税收和徭役。因此许多豪强富贵人家经常需要购买度牒，以保护自已的财产和规避服各种劳役。元祐年间，一张度牒的价格基本就达到了三百贯钱的水平。苏轼把杭州的富贵人家全部都找来，把度牒卖给他们，很快就筹到了三万贯钱。到第二年的春天，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这些措施缓解了饥民的困顿局面。

与此同时，他又筹集钱款，他收集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自掏腰包拿出黄金五十两，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头，建造了一所公立医院，取名为“安乐坊”，聘用僧人做掌管。贫困、老迈和残疾者均可在那里免费得到医疗。安乐坊里任职的都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医生，其俸禄薪金，都是官府支付。这所医院，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医疗机构。

苏轼离任后，崇宁二年（1103），安乐坊改名为 “安济坊”。继续收治病人，改由民间经营。《宋会要辑稿》载：崇宁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

这是说，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的做法很是赞赏，上奏宋徽宗对安乐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当时代表官服，认可了医生的官员身份，并改名为安济坊。南宋初年则照此法在各地创办了养济院，同样属于官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在宋朝社会救助和医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轼还聘请了多位名医，采购了数百味中草药，根据秘方“圣散子”制作了大批的“圣散子”药品，并经常举行义诊送药活动，免费发放食品、药品。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汤剂，“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他还命人将名医的诊断标准及方药，抄贴满城，以供老百姓自行找药，治愈疾病。

三

绍圣元年(1094)，苏轼因针砭朝政，得罪权臣，又被贬到被称作“瘴疠之地”的广东惠州。

在惠州，为了防治瘟疫，苏轼发挥了善于酿酒的特长，从道士那里学来仙方，酿造出桂酒、真一仙酒等美酒。桂酒是用有抗瘴毒作用的桂皮酿制成的酒，真一仙酒更是“天造之神药”，饮之使人清醒不醉，内心宁静，两种酒都具有治病健身的作用。苏轼造酒一方面供自己饮用防病，同时在惠州、广州等瘟疫流行区加以推广。

有一次，苏轼到罗浮山游玩，遇到一位老农。这位老农久仰他的大名，邀他到家中作客，拿出自己酿造的陈年好酒盛情款待他。苏轼一喝，觉得香气扑鼻，味道甘美，如饮天浆，急忙向老农请教。老农告诉他，这酒叫荔枝酒，是用荔枝酿成的，并将酿造方法告诉他。

当他得知广州跟惠州一样流行瘟疫时，立即给他的好友、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写信献计。 他在信中，首先肯定王太守设立渡津，抢救孤儿寡妇，并准备治疗之药，是较大的政事。接着他又说，广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疫流行，商人旅客先病倒，会传染给广州市民，这在杭州已有先例。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广州设立一家医院，专门收治染病的患者。医院所需资金，必须每年有固定的租税之利供给，这样才能维持下去。他向王太守推荐合适的人才，还抄下治疗瘴疫的药方：“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请王太守在广州大加推广。苏轼还把荔枝酒的酿制法介绍到广州。后来荔枝酒成为广州人防病健身和丰富生活的饮品，历代畅销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