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  沈阳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天，康熙皇帝患了疟疾病。这种疾病当时叫“寒热症”，俗称“打摆子”。古代人们对疟疾这种传染疾病束手无策，甚至认为是上帝降于人类的灾难，古印度人则将这种传染性和致死率极高的病称作“疾病之王”，患病后只能等死。

虽然北京城正值酷暑，挥汗如雨，但是康熙还是不停地打着冷战，嘴唇发紫，眼窝凹陷，时而浑身抽搐，时而全身抖动。皇帝生病，当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太医院的太医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不见效。这时，前几年来华的两位传教士张诚和白晋送来一种粉末状的药，说"这些药粉在法国治愈能所有疾病"。太医进谏，认为皇帝不应该冒险服用这种来历不明的药粉。但是康熙害怕自己的病会越来越严重，就不顾劝阻，自己决定服用了一半的剂量，结果当天就不发烧了，并在这之后的几天中好多了。也许是他服用的剂量不够，康熙后来还因低烧而发病。

之后，另外两位传教士以后洪若翰和刘应又将一磅从印度寄来有金鸡纳霜送入宫中。皇帝身边的人仍对传教士带来药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他们从宫外找了三个病人，让他们先服药。结果，这三位服药的病人一下子都好了。之后，又有四位大臣"试药"，确认安全后，才放心让皇帝吃药。康熙吃了药后，效果很好，连续服药几天后就痊愈了。

传教士送给康熙的药是“金鸡纳”，又名“金鸡勒”，系Cinchona的满文音写。金鸡纳药味苦，药性寒，可抗疟退热，解酲醒脾，用于治疗疟疾，外感高热与醉酒。另外，金鸡纳树可提炼出奎宁。传教士告诉康熙，疟疾这种病通过蚊虫叮咬传染，在法国每当夏季将至，国王就把此药分发给穷人，以免造成瘟疫。

康熙痊愈后，非常高兴，把罪臣苏克萨哈的府邸（当时苏克萨哈被抄家）赏给了治好他病的传教士，这座府邸被改建成教堂，这就是著名的西什库教堂北堂原址。

这几位传教士都是法国人，他们实际上是法国政府派遣的科学家，都是来自巴黎耶稣会最有名的学校克莱蒙中学。临行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下诏书，授予他们“国王数学家”的称号，要以“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的身份去中国。到中国后，康熙皇帝接见了他们，并将其中的张诚、白晋留在宫廷服务。他们都经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对当时欧洲发展起来的医学也很熟悉，所以在康熙患病时能为之治病。在中国期间，这些传教士始终与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和法国学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为科学院收集来自中国的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病愈之后，康熙十分信任西洋医学，日益频繁接触西洋人体解剖学、放血疗法以及创伤与溃疡等外科治疗，并学习各脏器功能和各科疾病、药物知识，致使西洋医药学在宫廷的运用日渐增多。康熙晚年数次患病，罗德先等法国耶稣会士也及时献药医治康熙的疾病。康熙年间活跃于宫中的法国传教士医生还有樊继训、安泰、罗怀忠等人。此外，意大利籍的鲍仲义、何多敏也是当时比较知名的耶稣会士医生。这些传教士医生经常为皇亲大臣提供各种医疗服务，并担任康熙出巡时的随行医生。

康熙朝的御医队伍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其中既有太医院御医，又有西洋大夫、蒙古大夫、喇嘛大夫等。他们用自己所擅长的方法和手段，各显身手，首先为皇室服务，保证皇帝身体康豫，而后被简选派遣，作为皇帝恩泽广被的实施者，给他人疗疾。正是由於御医的多种成分，使得康熙在调遣大夫时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组织多方医治。太医院御医和西洋大夫是康熙朝御医队伍中的主要力量，他们时常奉命共同诊视疾病。西洋大夫与太医院御医在治疗过程中相处融洽，而且太医院御医对西洋大夫给予足够的尊重。

由于康熙对西医药学十分重视，并请传教士医生在宫廷内治病，西药也陆续进入宫廷，得到应用。康熙时常降旨明示使用西洋药。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初八日，太医院御医吉邵奉旨给皇长子胤褆嬷嬷之父关保看病，康熙赐给西洋药令其服用，为此，吉绍去东药房预备。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十三日，皇七子胤佑有恙，康熙让其先服用10天如勒白白尔拉都。10天后并未痊愈，康熙让其继续服用20天。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二十日，都统索奈腹泻不止，服用御医所开之药，病未见轻。康熙看到奏报后询问：“已命服德里鸦噶乎？”

后来御医对使用西药也采取积极的态度。御医根据患者病情或单独使用西洋药，或中西两种药物结合使用。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二十六日，保寿阿哥头迷身软，食欲不佳，有时胃肋疼痛，呕吐气短，御医奉命诊察后，陆续使用德里鸦噶、如勒白白尔拉都两种西药。康熙四十五年（1706）八月，八贝勒胤禩因身体不适唤太医院御医李德聪前往诊视。李德聪诊断后，认为八贝勒头疼腹痛，“寒热似疟”，有红疹，神气昏倦，脉息弦数无力，邪盛正虚，病况危急。李德聪建议用德里鸦噶来解毒化疹，并兼用西瓜津，清其烦热。康熙四十九年（1710）五月，内阁大学士张玉书病，康熙皇帝降旨太医院御医大方脉大夫刘声芳前往诊治。刘声芳诊断张玉书之病为“湿热气滞伤脾之症”，症状为中脘胀满，按之微痛，四肢浮肿，恶心懒食，大便微溏，六脉弦数。由于先前服用德里鸦噶与渗湿和中汤之后，中脘胀痛的情况已渐渐减轻，亦已停止便溏。因此，刘声芳建议仍继续用德里鸦噶兼渗湿和中汤调治。同年六月，理藩院右侍郎荐良病，李德聪奉命前去看视，以为荐良之病系“脾肺虚寒喘胀之症”，以致气喘自汗，胸胁胀满，难以仰卧，面目四肢浮肿，大便不实，六脉绝至不现，病情重大，恐一时虚脱。因此，建议服用德里鸦噶，兼加减实脾饮调理。

起初，各种途径进到宫中的西洋药物尚属珍稀之物，掌握制药技术的传教士基本都在宫中供职，大多数西洋药作为“圣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医施治时要向皇帝讨用。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十二日，金廷绍奉命前去诊视镶黄旗二等侍卫井四勒病。井四勒原系伤寒发黄之症，耽延七日才请大夫治疗，导致毒势甚盛，癍疹不透，呕吐泄泻。金廷绍给其服用两付德里鸦噶后，惟有斑疹渐透，诸症仍前，呃逆泄泻甚频。后又两次讨用德里鸦噶兼用加减茵陈五芩汤、加减茵陈退黄汤调治。四十五年（1706）六月二十一日，多罗信郡王鄂扎下痢紫红血水，御医商议讨用西白噶瓜那。

民间一向视清宫中的医方、药物为尚方珍药。官员们虽心向往之，但不敢轻易开口。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时，康熙以宫中自制的金鸡纳赏赐几次患疟疾的江南提督张云翼。赏赐之前，君臣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

皇上说：我有很好药，你怎麼不讨呢？

回奏：皇上没有赐，不敢擅讨。

上说：你不比别人，不同著，要什麼只管讨。

对话中两个人的心态表露无疑。就张云翼而言，向皇上请要御用药物需要很大的勇气，即便屡次罹患疟疾，也没有胆量讨要药品；就康熙帝而言，并非有求必应，赏赐药品是亲疏有别的。

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在亲征噶尔丹期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病在军中，康熙将随身携带的如勒白白尔拉都全部赐予他。数日后，自京城而来的梅勒章京巴林甚为虚弱，康熙拟赐给其如勒白白尔拉都时，药不敷使用。于是，他叮嘱太子，将宫中的如勒白白尔拉都送给巴林。康熙五十七年（1718）底，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部队开往前线。康熙曾赐给进兵人等数万丸保心石以备急用。对保心石一事康熙记挂在心，曾就保心石的疗效询问过，反馈意见是：“甚有裨益”。康熙考虑到药物可能行将告罄，又配制了215000小丸保心石赏赐给胤禵。五十九年（1720）四月，药品送抵胤禵军营后，病患立即服用。这次同样有比较好的疗效：“军营中一人身患浮肿尚未愈，其服保心石三次，今甚觉好转。”胤禵并未将保心石据为己有，而是将一部分转赠给平逆将军延信、额附阿保备用。

赏赐西洋药物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纵然是出巡途中也不例外。清宫曾在张诚、白的指导下制成乾燥剂、糖浆制剂、浸膏等，康熙降旨把这些药物都留作御用药物。且为了出行时便於携带，他又谕令用金银制作旅行药壶。康熙特别喜欢在旅途中把这些药物恩赐给随驾的皇子、朝廷王侯及侍从人员。当他得知哪个侍从患病时，就立刻委派御医携带对该患者有特效的药物前去医治，不管这种药物多么贵重。

外国使团或组织的代表到中国来，所携带的礼品中包括一些西药。无论是在京或散居各省的传教士，大都携有一定数量的药物。这些药物一是自用，以备不时之需；二是给官员或民众作为疗疾之用；三是当作礼品进呈给皇帝。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西巡抚郎廷极上奏该省属各府所住之传教士进献的西洋物件：建昌府天主堂马若瑟进格尔默斯1瓶、洋酒4瓶；临江府天主堂傅圣泽进洋酒8瓶；赣州府天主堂毕安进洋酒2瓶、德里鸦噶1盒。这些洋物皆为西洋传教士各自装匣封固记认，由郎廷极遣家人径送京城。此次进呈物品以洋酒居多，也包括格尔默斯与德里鸦噶等药品。康熙帝初次会见传教士时，传教士通常都准备有见面礼。罗马教廷传信部的三名传教士马国贤、德理格、山遥瞻在首次见康熙时，自备了30件礼品，其中有药物补酒和蜜饯等。

总之，在康熙时代，至少在宫廷，已经开始重视这些新的“胡药”清宫廷的药材来源大致有征收各省药材、官员进贡、外买药材和成药、外国使节馈赠、宫中自制药品是清宫医药来源的5个主要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各种药材和部分成药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清宫药材供应的充盈。宫中御药房和造办处对进入宫廷的药材进行加工炮制,制备成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宫廷用药的需求。而外国药品的流入丰富了清宫医药的品种,是对中成药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