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维（曾用名蒋雨萍），男，汉族，1917年2月27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后塍镇（现张家港市），1952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9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永维是民进大连地方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大连市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曾任大连市第一至第四届政协常委，大连市第五至七届政协副主席。从1956年大连民进成立开始，他连续八届担任民进大连市委主委，曾任民进中央第四至九届委员，民进中央第七、八届常委、辽宁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辽宁省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常委，民进辽宁省第一至七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旅大市人民代表大会一至四届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民进旅大（大连）市第一至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乱世中艰辛求学路

    蒋永维童年时期家境清贫，全家靠父亲行医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八岁那年，到镇上公立小学读书。蒋永维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以家庭拮据的情况而论是没有条件升学的，但父亲还是借钱供他上了县城知名的“南菁中学”。第一学期需缴学膳等费用银洋八十元，对他家来说，实在是不轻的负担，好在他知道勤俭自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不久又发生的淞沪抗战，南菁中学高中同学组织发动抵制日货、上街游行、宣传抗日等运动，蒋永维不仅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影响，还以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参与。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直接升入高中。这时，家庭已无力负担他上高中的学习费用了，蒋永维只好选择了不需负担学膳费、并有职业保障的师范学校读书。1933年夏天，蒋永维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江苏省立无锡师范。

蒋永维在师范学习期间，虽对政治不甚了解，但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无锡各校学生组织的响应平、津、京、沪学生集会的请愿活动。活动中，他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勇敢地参与其中，奔走呼号。

    蒋永维师范毕业后，被分派到后塍镇小学担任教导主任。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积极努力，深得校领导器重。第一学期就受到县教育局的嘉奖，由于工作突出，期末调到郑家埭小学担任校长。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战争的烽火已经蔓延到淞沪一带。学校被驻军占用，被迫停课。蒋永维怕亲人拦阻，瞒着家人，连夜步行一百二十多里，逃出日寇的包围圈，后来又逃到武汉。

    当时的武汉已成为战时的临时首都，大批难民云集于此，他住进了临时收容所，但生活十分不安定。他不想整天无所事事，希望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为保家卫国尽一份力量。

基于渴望参加革命的爱国热情，蒋永维想去革命圣地延安。经多处了解，他找到设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时局较乱，办事处无法帮助他去延安，无奈之下，只好作罢，暂时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

    蒋永维要抗日，要投身到这火热的抗战烽火之中，于是，他报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军官训练团，想通过训练走上从军抗战的行列，但因受不了粗暴待遇，就离开了训练团。

    1938年夏天，蒋永维考上了兽医学校。当时学校条件差，生活很艰苦，学校因战乱两次迁址。在行军时，他参加宣传抗战的小分队，一路上写标语、唱新歌，多次向群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揭露敌寇暴行的话剧，蒋永维心情十分舒畅，精神振奋，因能为抗战爱国做些宣传工作而欣慰。

    1940年，蒋永维就读西北农学院。稍稍安定以后，便探询去延安的路，因去延安的要路都已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他十分懊丧，无计可施，于是只好靠贷金生活，开始读起书来。

    蒋永维在校经常接到同乡、同事寄来的进步书刊和宣传材料，这使他政治思想有所提高，对不断揭露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暴行无比愤慨。蒋永维和几位知己同学常摘择一些资料翻印散发，这触怒了学校中的国民党特务。学校是呆不下去了，蒋永维便决心冒险去西安，直接找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去延安的要求。

    迷茫中辗转踏上革命路

    1942年4月，蒋永维到了西安。因去往延安的路已经被封锁，许多人在去往延安的途中被捕。无奈，当晚他回到学校。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被学校训导处的特务诱捕监禁。后来，又被押送到西安集中营，关进了狭小的囚室。当时，与蒋永维同囚一室的有许多革命志士，其中有毛泽东的堂弟毛泽润。有一天，毛泽润口吟一首诗给蒋永维：

“寒尽春回瑞气生，万花此日庆芳辰，山中愧乏珍奇赠，只有相知一片心。”这首诗深深地打动了蒋永维，也让他一生牢记于心。蒋永维被毛泽润诚挚的知遇热情所感动，当时还和了四句：“爱国遭囚怒气生，思酬素志未逢辰，同为俗世闲过客，耿耿无愧此丹心。”

    1944年5月，逃出监狱的蒋永维，在同乡的帮助下乘船到重庆。这时，国民党在各地张贴告示要追捕他，为了摆脱险境，他被迫改名蒋雨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蒋永维和山城军民一起兴奋狂欢。那一夜，蒋永维躺在床上不能入寐。他听着山城的欢腾，看着山城辉煌灯火，除了极度振奋之外，更陷入了思索之中。他想念八年未见的亲人，更想去延安，革命圣地对他的吸引力有增无减。

    1945年冬，蒋永维由重庆回到南京。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许多沿江大城市，原本由敌伪统治，现在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派大员在忙着接收，那些人为了争房产，夺资财，弄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他回南京后，虽然终于和父母亲人团聚，但生活依旧艰难，世道仍不太平。

当时，有一个叫“前进同盟”的进步组织，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希望能与中共取得联系，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蒋永维。蒋永维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这次联系任务。

    1946年夏，他到上海参加《民权日报》筹办工作。在上海，他曾先后走访过柳亚子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后来，蒋永维在《大中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同时兼任天津《民生导报》驻南京的特派记者，负责采访有关国民大会的新闻。当时国共谈判已告破裂，中共南京代表团撤离之前，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蒋永维有幸参加了招待会，在会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

    后来，他奉命参加了解放后的苏南行政公署举办的学校干部教师学习班学习，结业后，奉命回到弘毅中学工作。1949年冬，蒋永维受中央人民政府无锡教育局的委派到梅村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中华中学任校长。

    逢盛世结缘大连创民进

    1950年暑期，蒋永维辞去无锡的工作到了旅大，被委派到大连中学担任副校长职务，1951年初，又被调到新建立的第五初中担任校长职务。1952年，蒋永维被组织上派到一所新成立的大连中学（后改名为大连第一中学）任副校长。

1956年夏初，在中共旅大市委统战部长的启发下，得到时任东北教育部部长车向忱的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并在旅大筹建基层组织。他为组织发展尽职尽责，经常参加民进基层组织活动，从各方面给予基层组织的民进会员关怀。

    蒋永维在1956年至1966年间，担任旅大市教育局副局长，任民进旅大市委主委、民进辽宁省委副主委，后任民进中央委员、中央常委，省人大=代表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经风雨跟党走信念永不变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蒋永维经历几十年的革命运动和工作生涯。他始终坚定信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始终经得起考验。

    1961年至1962年，在市委统战部的安排下，蒋永维到北京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三期学习班的学习，他在悉心自学的基础上，先后听取了吴玉璋等多位老同志的辅导报告，使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一次较系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蒋永维深切地感到这是他一生难得的幸遇。

    蒋永维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遭受过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但他坚定对党的信念，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979年3月，市委统战部召开大会，为蒋永维与几位党外人士彻底平反。蒋永维重返市教育局恢复副局长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统战工作的春天。蒋永维奉命参加旅大市民进和辽宁省民进组织的恢复工作。他找会员谈话，参加和组织召开民进的会议等等，全力投入了恢复组织的工作之中。

    1979年，他当选为民进旅大市主委和民进辽宁省副主委。他连续当选第一至第八届民进大连市主委，民进辽宁省委会第一至第七届副主委，当选民进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常委。

    《中共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后，他要求广大会员认真学习，为此，民进大连市委用了10天时间，分三批对在岗会员进行培训，以保证《意见》的贯彻落实。

    通过加强思想和组织建设，大连民进的各项工作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连续多年获得民进中央民进省委先进单位。

    蒋永维团结和带领广大会员，积极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提出提案和建议，许多建议得到省、市党政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在市政协七届三次全会上，蒋永维等人提出的《关于在中小学中加强道德教育扎扎实实开展学雷锋的提案》得到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毕锡桢的高度重视，批示市教委认真解决。

    蒋永维虽是民进大连市委主委，但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会员的位置，他经常参加会员培训班、离退休会员支部活动，他常告诫会员，要拥护党的领导，爱岗敬业，做一名合格的民进会员。在会员学习班，蒋永维和大家同吃、同住，一起学习讨论，这看起来是十分平凡的小事，却彰显他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和蔼可敬的崇高形象。

他曾写了一幅自勉联：“韬晦勤补过，晚节势不移。”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