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在中国的许多高校里，特别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都聘请了一些西方专家任教。在这些专家中，有一位英国人燕卜荪，他在中国的讲学活动对于艾略特等人的西方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在中国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于是，他的身影也出现在随着学生南下转移的队伍中。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1925年，他考入剑桥大学玛德琳学院念数学，两年后在数学学位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开始以剧作家和诗人的身份被人所知。1928年，与他人共同创办《实验》杂志，力图将艺术实验、哲学实验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结果被斥为“聪明的年轻人可悲地尽讲废话”。在本科期间，燕卜荪用自己的话说，沉湎于“让人头晕的夸夸其谈”，其诗歌创作是“孤独与受难”的产物。

之后，他由数学专业转读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学位考试荣誉第一名。他师从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瑞恰慈。他在瑞恰慈给他批改的一份作业中得到启示，于1930年写出了震惊现代西方文学界且影响久远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将瑞恰慈倡导的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分析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了美国新批评运动的兴起。在该著作里，他并不认为朦胧（因词法、句法、心理因素分为七类）与思想的深刻相得益彰；他想证明的是，当朦胧被一位娴熟的诗人运用时，便能表达我们非言语现实中许多方面的模棱两可或令人惊奇的经历。

这部书的完成，让瑞恰慈非常震惊。因为这一年，24岁的燕卜荪大学尚未毕业，就铸成了一位老道的理论家一生的成就。他的这部早年著作被新批评派视为经典，竞相效法。该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也开创了“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范式，直到今天，英美大学的文学系依然鼓励学生作细读分析。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认为：“没有一个批评家读此书后还能依然故我。”有人甚至说，西方文学应分成“前燕卜荪(Pre-Empsonian)时期”和“后燕卜荪(Post-Empsonian)时期”。

燕卜荪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并全票当选为玛德琳学院“查尔斯·金斯利副院士”（Bye Fellow）。但是，1929年夏天，一名清洁工在替燕卜荪搬迁宿舍时，发现了他在抽屉里存放的避孕套。这件事情被大肆宣扬，成为一个轰动性的丑闻。玛德琳学院为此举行了院务会特别会议，在燕卜荪的导师瑞恰兹缺席的情况下，决定开除燕卜荪，取消他的副院士头衔，将他的名字从学院名册上永远删除。

被剑桥大学开除之后，燕卜荪来到伦敦。在瑞恰慈的帮助下，他于1931至193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34年合同期满不再续约，他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来到布鲁斯伯里，过着清贫、散逸的生活，与当时的诗人、艺术家们频繁交往，恰如诗中所说“渐渐地劣酒充溢着整个血管”。

布鲁斯伯里是伦敦中心的一个小街区，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以及一系列书店、出版社等，都集中在这个街区。20世纪初在这里形成“布鲁姆斯伯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使这个街区名扬世界。他们是当时英国一群具有“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的年轻艺术家、批评家、作家、经济学家等组成的松散而富有个性的小团体，以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宅邸为中心，经常组织聚会，终夜聚谈，品味艺术经典。燕卜荪住在布鲁姆斯伯里，正是这一团体的最后时期。在此期间，燕卜荪的创作生命勃发，完成并出版了代表作《朦胧的七种类型》《田园诗的几种变体》和《诗集》。

二

1935年，中国学者吴宓到英国访艾略特，住在伦敦的燕卜荪闻讯前去拜见吴宓，并表达希望到中国去教书的愿望。

1937年，住在布鲁姆斯伯里的青年诗人燕卜荪带着他的一腔诗情奔赴到了烽火硝烟中的中国，也把现代诗的潮头引领到了中国诗坛。

燕卜荪于1937年7月得到北京大学的聘用通知。就在他动身来中国时，恰好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北平的英国朋友劝他推迟来华，但他拒绝了。当燕卜荪乘车经过西伯利亚和满洲里，到达北平时，才真正感受到战争的严酷，他形容自己：“像幽灵一样来到中国”。

接待燕卜荪的，是美国学者翟孟生（R·D·Jameson）。翟孟生是一位民俗学家，是基础英语（Basic English）的推广者，参与过当时北京的不少学术活动，在1930年代的清华校园，很多人听过他的课，《吴宓日记》对他有记录，钟敬文在论及民俗学在中国发展历史时，也肯定过翟孟生的贡献。翟孟生还是在中国最早介绍欧美现代主义的外籍教师。当时的《清华周刊》刊有他的英文讲稿，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过他的《欧洲文学简史》。在他的讲稿中，T·S·艾略特的名字已经出现。听过他课的中国学生大概因为他的课而知道有T·S·艾略特以及《荒原》。

因为战争的原因，翟孟生很快回国了。燕卜荪没有办法到北京大学报到，便与瑞恰兹夫妇从天津乘船南下香港，最后乘飞机达到湖南长沙。但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尚未开学，他又与瑞恰兹夫妇赴中国西南边陲和越南进行了冒险旅行。最终，他在云南与瑞恰兹夫妇分手，独自经成都、重庆回到长沙临时大学。瑞恰兹夫人在日记中写道，飞机从香港飞往长沙时，经过日本飞机常常出没的空域，大家都很紧张，燕卜荪却在纸上做代数题，似乎显得很平静。

同行的另一位英国人维克多·伯塞尔(Victor Purcell)记录了在广西和越南的冒险经历：“在经受考验和磨难的时刻，如拖延时间和外交交涉，或者我们被遗忘在路边，像雨伞被遗忘在出租车上，每到这样的时刻，(瑞恰兹)会以温和、遥远的方式生气；他夫人会以不同方式对同一个问题表示不满；我会坐在那里，怀揣杀气地愤懑；(燕卜荪)会掏出他的烟斗，在纸上做题。”

三

当时抗日战争烽火正起，北大与清华、南开联合迁往内地，至湖南长沙，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长先后为张伯苓和梅贻琦。因校舍不够，临大文学院就设在南岳衡山白龙潭上头的圣经学校里，所以《西南联大校歌》中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当时，文学院院长是胡适，但实际并未到任。临大文学院当时有学生80人，前后到达的教授有20多位。

当时南岳条件非常艰苦，临大文学院距南岳镇四五里，原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营房，后来成为美国人办的圣经学校。校舍为两层木结构建筑，陈旧破败，底层潮湿，排满双层大床，光线暗淡，学生睡地板。下雨后，多处漏水，只好在被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睡到天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写道:“文学院在南岳山腰圣经书院旧址。宿舍皆两人同一室，闻蒋委员长来南岳曾住此，于诸室中为最大。”

除了住宿条件差之外,吃饭和教学的条件也艰苦。柳无忌当时担任三门功课的教学,他谈到当时学生读书不易,既无课本,亦缺参考书,教室里一块小黑板还是后来才搬进来的。“湖南厨子煮米饭硬的粒粒可数,难以吞咽”。

燕卜荪与瑞恰慈夫妇由海路南下，随即北上赶到长沙加入临大。燕卜荪辗转来南岳报到，在此工作、生活3个多月，播撒了现代派诗歌的种子，并写下了234行的长诗《南岳之秋》(Autumn In Nanyue)，具体地描绘了他们当时所处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师生们的乐观向上的思想态度，以及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所作的思考和坚强的信念。

1937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走进简陋的教室，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学们，我们所请的英国剑桥诗人已经来南岳了，他现在正在楼上打字，明天就可以给大家上课了。嘿，他可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诗人呢！”

长沙临大文学院当时可谓人才济济，汇聚了一大批名流雅士，包括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叶公超、沈有鼎、郑秉璧、浦江清、柳无忌、容肇祖、吴达元、孙晓梦、罗皑岚、金岳霖、刘寿民、杨业治、周先庚、吴俊升、罗廷光等，都是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但所有这些人，当时都没有燕卜荪的名气大。

燕卜荪抵南岳后,他与哲学家金岳霖同住一室。金岳霖曾留学美英,是学贯中西的大哲学家。他称金岳霖为“老金”(Lao Chin)。“四人居室，两位教授将就，谈心，论道，不缺朋友”。除了金岳霖之外, 他与叶公超等教授交往密切。他认为南岳长沙临大的教授一般皆能讲两门以上的外语,其水平比欧洲的大学毫不逊色。

在南岳期间，校方安排燕卜荪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赵瑞蕻在《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中，记述了燕卜荪第一天上课时的情形：“燕卜荪先生一进教室门，便开口急急忙忙地说话。一说话，便抓了粉笔往黑板上急急忙忙地写；然后擦了又写，又抬头望着天花板“喔，喔……”地嚷着，弄得大家在静穆的氛围里迸出欢笑的火花。那天他给我们大略讲述了有关莎士比亚评论一类的近况。然而，他的话说得又快又不很清楚，一口纯正的牛津音，也许我们没有听惯，不过听起来挺悦耳。在那一节课里，与其说去听课，不如说来欣赏这位英国现代派名诗人的风采和谈吐，大伙儿的眼光迷失在诗人的身上了。”

当时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图书还没有运到南岳，燕卜荪硬是凭借超凡的记忆，把《奥赛罗》整段整段地默写在黑板上，或把乔叟和斯宾塞的诗篇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然后边讲解边评论。他在《南岳之秋》中写道：

　　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与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困惑，

　　为找线索，搜寻自己的记忆。

赵瑞蕻回忆起这段往事说：“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背诵整部经书授徒。”李赋宁回忆说:“因战乱,交通困难,图书尚未运到山上。燕先生仍教‘莎士比亚’,凭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Othello)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

王佐良回忆在南岳衡山第一次聆听燕卜荪的课：“那时侯，由于正在迁移途中，学校里一本像样的外国书也没有，也没有专职的打字员，编写外国文学教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燕卜荪却一言不发，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硬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很快就给我们每人一份！我们惊讶于他的非凡的记忆力：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同学们的敦请下，大段大段地背诵了密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他的打字机继续‘无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A・赫胥黎的‘论舒适’等文章提供给我们――然而我们更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

燕卜荪在讲授《当代英诗》课时，从霍普金斯(Hopkins)一直讲到奥登，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不像一些学院派大师那样溯源流、论影响，也几乎完全不征引任何二手的批评见解，他喜欢独立对诗歌的语言进行精细分析。他还鼓励学生对诗歌要有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有时要提出与教师不同的看法。

在南岳期间，联大的很多文学青年苦中有乐，他们有时彻夜长谈，喝浓茶，偶尔也喝点酒。他们极其认真地、几乎有些放肆地评论着作家作品。他们读诗、背诗、写诗；而燕卜荪几乎参加了这一切活动。

四

燕卜荪是第一位来到南岳并且影响巨大的外国文人，他为青年诗人们架设了一座通往西方诗歌的桥梁。燕卜荪成为西南联大传奇人物，还因为他的“诗人风度”：极端不修边幅，而且好酒贪杯，也使他成为临大文学院的“一道风景”。据说，有一天下午，该他上课了，学生们在教室里久等他不来，于是两个学生便自告奋勇地上楼去找他，只见他醉倒在床底下，鼾声如雷，睡得很香。另一次喝醉后，他把眼镜放在皮鞋里，第二天起床时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坚持抗战”，完全是一副落拓不羁的“诗人风度”。

他经常穿着那身灰棕色的西装和一双破旧的皮靴，在淅沥的雨声中，撑着一把油纸伞，踏着泥泞去南岳镇上买酒一醉为快。“一块块污泥巴沾满了他的西装裤，裤管皱卷起来好像暴风雨过后拆了绳索的风帆，他毫不在乎，也不换洗，天气晴朗时，一样地穿了来上课”。连南岳的和尚道士、老人孩子都知道，“山上的大学里来了一个邋遢洋人”。

燕卜荪喜欢中国的虎骨酒，是能够接受中国烈酒的为数不多的西方人。他平时总是拿着他的烟斗，有一种英国绅士的仪态，但有时候又很随便，喜欢游野泳，有时甚至衣服也被人偷走了。

他的粗心、古怪和邋遢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的室友，哲学家金岳霖常常需要“强迫”他洗澡、换衣。据金岳霖回忆，有一次燕卜荪突然发现自己穿着一只拖鞋到了食堂。但他没有回去取另一只鞋，而是将脚上穿的一只也扔掉。

对南岳当地人来说，也有幸领略了一回“西洋景”：“烟霞深沉、层林尽染的秋色中，一个有着西方人特有的红通通的高鼻子的外国人，身穿灰棕色西装，手拿手杖，腋下总是挟了一两瓶红葡萄酒，大口袋里塞满着书本、火柴和英国烟卷，匆匆来往于白龙潭瀑布上一条长满了秋草的山间小径，而佳丽的南岳风景则常常令他驻足、徘徊……”

对燕卜荪的为人，南岳分校的师生们给了很高的评价，多年以后，他的许多学生，还深情地回忆他们英国老师那些有趣的故事，以及对于他们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