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我已到了髦耋之年。岁月的痕迹大多已消散得差不多了。唯有70年前那惊骇的一瞥，让我终生难以忘怀；至今还在心中悸动…… 1941年4月初，我出生在沙河口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海港的“卯子工”（卯时上班的装卸工人、俗称“苦力”），母亲织渔网。我出生在一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小平房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只要出门，走过两条泥泞的小街，就可以看到沙河口火车站的全貌。同火车站平行的北面就是有轨电车站，现在早已拆除了。小的时候，我经常站在高坡上，俯看沙河口火车站，站里站外都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那喷着蒸气的火车进进出出，上下车的人们来来往往，我就感到很有趣，很快乐。因为，那时家家都穷得要命，孩子们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看火车就是我小时候的唯一快乐了。特别是站在高高的坡上往下看，那更是惬意得很。

1945年大连（那时称“旅大”）“光复”前后，日本人都跑了。工厂倒闭，商店关门。父亲没有了活儿做，全家仅靠母亲编织渔网勉强糊口，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八一五”以后，日本鬼子投降了，听说苏联红军要打过来了。东北已经解放，马上就要进攻旅大了。老百姓心里也高兴不起来，对未来的生活到底会是咋样，心中还是七上八下。因为我当时只有六虚岁，父母又没有文化，对于坊间流传的那些话，也不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谣言？就这样，每天都煎熬在风雨飘摇当中。

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小屋前的那棵高大的槐树。树高高过屋脊，树干有一人合抱那么粗。虽然树形不是太好看，但是，枝叶繁茂，槐花也开得极其盛旺，一嘟噜一嘟噜的，花香沁人心脾。可是现在，早就过了槐花的花期。它像一把利剑直刺天空，显得那么孤独和惆怅。此时，我的心情一时也不好受。于是，我只好信步来到我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屋外的那个小山坡。父母和邻居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小孩子不要随便到外面去，外面很乱，有危险。小鬼子都疯了，见到中国人就报复。”可我又会到哪里去呢？周围都死一般的寂静，街上没有人，连平常总是跟在人后面的流浪狗，也都不知跑到了哪里去了。沙河口火车站，平时，还算是很热闹的。上车下车，熙来攘往；可今天，一切都归入寂静，死一般的寂静。这就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寂吗？我不知道。

突然，我发现一列火车从远处开了过来，是由西向东徐徐开过来的。这是一列货物列车，黑铅色的车厢，我们习惯叫它“铁皮闷罐”。实际上，在铁路上运行的车辆有许多种。因为我们在这里呆久了，对于车厢的式样和颜色大都了如指掌。有旅客上下的车厢是绿色的，我们称它为“草皮飞”，或者是“绿皮车”，它的运行有严格的时间表；而运送货物的车厢，就是这种黑黢黢的铁皮车。运送的货物价值较高，就使用这种“闷罐车”；而运送一般的货物，那就用“敞篷车”；当然还有工作车、医疗车、紧急救护车、导向车等等。

而今天开过来的这列货车，却不是由喷着蒸气的火车头拖带着开过来的；而是前车变后车，后车变前车。由车厢在前面开路，速度很慢地在铁道上爬着前行。到达沙河口火车站时，就慢慢地停了下来；而它的火车头还在很远的后方。在闷罐车的中间，还拖带了许多平板车厢，上面停放着好大好大的运输汽车和坦克车。有的还用帆布严严地遮盖着，外人根本看不出来里面是什么东西；只有坦克车没有被遮盖，坦克车上的主炮还在向四处摇动，好像随时准备开炮战斗似的。我当时可是看傻了、看呆了；不知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然而，下面发生的一切让我更加目瞪口呆：只见第一辆车厢的铁门“吱嘎嘎”地打开了，我似乎听到了重金属磨擦时的声音。从里面蹦下来一个人。他高高的个子，戴着铮亮铮亮的头盔，穿着土黄色的大衣，肩上斜挎着一个帆布包，手里端着一只圆盘冲锋枪，脚上蹬着大皮靴，显然这是一位苏联士兵。因为距离稍稍有点远，我看不清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可是鼻子很高，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身后，又紧急地跳下来更多的士兵，他们很快地排成了“扇形”，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好像是看看周围是不是有敌人？当发现一切都很安静以后，他们也都放松了下来。随后，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哇啦哇啦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显然看得出来，他们表现出极高的性致，还用双手在空中比划着，随即也都把手中的冲锋枪斜挎在肩上。好像还有一个当官的模样的人，很快地集合起队伍，要向车站外开拔。

这时，我可是不敢再往下看了，拔腿就往家里跑。妈妈听说了，立即把我包进了棉被里，象是会有人把我抢走似的。当晚，我们一家人，同其它的人家一样，都生活在难言的困扰之中。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以后的许多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也再没有看到过苏联红军。老百姓可在流传着“老毛子下地了”之类的话语。“老毛子”是当时不知真相的大连人对苏联红军的鄙称。所谓的“下地了”，也就是我看到的情况。直到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这才让大连人改变了对苏联红军的看法。

事情是这样的：刚刚“光复”不久，大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封锁的原故，人们缺吃少穿，吃树皮挖野菜也难以度日；再加上立马就要进入严寒的冬季，整个城市浸渍在一片惊恐和慌乱的气氛之中。忽然有一天，传来一个好消息，说“老毛子”从西伯利亚运来不少土豆，是分给大连人吃的。于是，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工友，找来一个小推车，到黑嘴子码头拉了一些。据我父亲说，当时到这里来拉土豆的人“老鼻子了”，大连俗语就是“好多好多”的意思。当年，大连人也就是靠吃这些土豆度过了刚刚“光复”的1945年，那个严寒难熬的冬天。我吃过那个土豆，是冻的，很难吃，但总比没吃的强吧。这时，人们不再称“老毛子”了，而改称“苏联老大哥”了

直到后来过了好多年，我们家搬到了寺儿沟，我才在附近的兵营里看到苏联士兵。他们对我们中国小孩很好，经常给我们吃“黑列巴”（一种苏联的面包食品），还有牛油等。有时，他们的大粥锅里，要是还有剩余，就会盛一些给我们中国小孩。喝过“伏特加”（一种俄罗斯烈性白酒）的苏联士兵，还会拉起手风琴，唱起我们什么也不懂的歌曲，跳起来他们叫做“水兵舞”的一种舞蹈。到了1955年5月25日，苏联红军返回祖国的时候，我们还到斯大林广场（现在叫人民广场）欢送过他们。我和同学们，也都不自觉地流下过惜别的眼泪。

后来，我从资料中得知，我看到的这列苏联士兵的列车，开进大连的准确日期是1945年8月22日的上午；我看到的苏联士兵，隶属于苏联红军近卫军第六坦克集团军；同日，另一部分红军在周水子机场降落。至此，标志大连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而正式宣告大连“光复”的准确日期定格在公元1945年9月3日。

这正是：70年光阴瞬间过，难忘惊魂那一瞥。

            苏联红军有功劳，帮我赶走侵略者。 

            东方病狮今已醒，改革开放结硕果。

            党中央的政策好，管党治贪经济活。

            人民满意多点赞，复兴之路建强国。

            点滴之恩涌泉报，睦邻友好多和谐。

            “一带一路”促发展，共同建设新世界。

            70年弹指一挥间，以史为鉴谱新歌。